“他们不是土匪，是戴着大檐儿帽的土匪！你毫无办法。”5月1日，王兰生回忆起一年前的几次遭遇，愤怒地说。王是石家庄海矿同晶盐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从事盐业工作已近20年。
公司的运盐车辆在路上被拦下，司机被拽出驾驶室后，盐车便被某些人开走；火车到站，某些人在铁路警察的陪同下，将整车厢的盐运走；仓库忽然被某些人砸开，盐被抬上车运走……王兰生所说的“某些人”，都是盐政执法人员。
“最可怕的是，他们经常不给你任何说法，没有查扣的通知单，什么都没有。你再去找他们要，他们压根儿不承认有这事。”王兰生怀疑这些盐随即便被售出，因为无法入账，资金则变成盐务部门或盐政执法人员的私利。
王兰生的遭遇绝非个例，律师邹佳莱代理的60多个涉盐案件中，八成为工业盐；被称为反国盐垄断第一人的企业家李伏明称，仅过去几天时间内，就有好几批工业盐被莫名查扣……
事实上，早在19年前，工业盐在国家政策层面就已放开。但走在盐业改革最前端的工业盐放开，似乎迄今仍停留在纸面上。官民之间的争夺已经愈演愈烈，且争夺中，原本作为法规和市场公正守护者的盐政执法队伍，被指完全变为官盐企业打手贵州优质矿盐。

19年前的“放开”

政策放开了，但除北京、上海等极个别城市外，始终未能得到普遍执行。
“我们的司机从正定开着盐车走，半路上被盐政的人拦下，直接把司机拉下来，开着盐车就走了。有时候正定这边被查住了，刚放了你，一进石家庄，那边又直接查你，他们都相互电话通知了，告诉对方是哪个车。”王兰生回忆说，一年多前，他们公司有大概价值近7万元的工业盐从火车运到，但等他们去了，铁路警察和盐政的人正在卸货，直接拉走了。
让王兰生更加无奈的是，近年来的盐政执法，已经变得了无“痕迹”：即使他们当着你的面拉走工业盐，也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字据，这让你想要回头诉讼或举报，都毫无办法。
而事实上，按照国务院1990年相关条例和有关部委1995年的相关通知，除食用盐、国家储备盐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纯碱、烧碱用盐外的其他用盐，制盐企业在完成国家分配调拨计划和按规定确保合理库存的基础上，可在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自销。
全国热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盐类工业组原组长李伏明熟悉这一政策调整的背景：当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化工业发展，让作为基础原料的工业盐需求猛增，但专营制度下的工业盐供应却远远落后于需求，以至于一些科研单位都需要设法购买高价进口工业盐，也是此时，在多部门的呼吁、干预下，工业盐被率先放开。
但实际上，那以后的官盐体系只是对工业盐供应降低了门槛，简化了程序，但并未实现真正的放开。也就是购买工业盐还需要经过地方盐政部门或国营盐业公司，而不是直接从盐场购买。
这一绕圈，除了带来的时间成本增加外，更重要的是二者差价：即使现在，从盐场购买工业盐一吨只需要四五百元，但若经过国营盐业公司，则一吨成了2000多元，是前者四倍之上。
业内人士认为，如此巨大的差别，导致许多用盐单位虽然被地方盐政部门（或国营盐业公司，二者往往是一套人马）警告不得购买“私盐”，但仍会向民营盐业公司或盐场购买。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如本文开头所描述，被以贩运私盐为名查扣、罚没，当然，被执法的有可能是买主，也可能是卖主。
中盐相关人士向记者确认，目前根据政策，工业盐是完全放开的，但他们同时也承认，这种放开目前实际上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得到了真正落实。

官民抢盐之争

而盐政执法的依据，在律师邹佳莱看来，是很荒唐的。
“他们根据的都是地方上的法规，比如说某个省制定的什么办法，但问题是，这个办法的上位法中根本就没说工业盐不许这样经营，上位法是完全放开工业盐的。”邹佳莱在为被执法者代理时，有时谈及此条，当地法院甚至会一度斥责他不许谈这个内容贵州精制工业盐电话。
而盐政执法的盐务管理局，从法规上也经不起追问。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一宪法性法律规范，其第六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各级盐务管理局其实都未报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所以这些盐务管理局根本就无法被认定为行政主管部门，也更无法获得行政执法许可。
“他们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企业职工，但却有行政执法证，哪里来的？当地省政法部门给的。”邹佳莱称，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于中国许多省份。这种法理上讲不过去的奇怪存在，在地方法规的掩护下，竟然在许多地方都大行其道。
积极的消息是，邹律师梳理他从2001年至今的60多起相关案件时，发现地方法院开始越来越多地支持原告方，坐在被告席的国盐系，也因此开始对盐政执法收敛了起来。
但根源依然存在，甚至中盐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承认，为了补贴食盐业务上的亏损，工业盐始终按照较高价位运行，这导致如果完全放开工业盐，国盐系统中的工业盐将毫无竞争力，也就完全无法承担盈利的责任。
而在王兰生他们看来，让盐政执法积极查扣工业盐的原因，更在于背后存在的私利：盐务管理部门并不享受国家财政，所以他们要依靠执法创收，于其中的个人而言，则可以将查扣的工业盐卖掉——在国营盐业公司里，查扣回来的工业盐是无法入账也不进行公开拍卖的。
于是，抢盐持续上演，被抢的民营盐业公司，有时不得不暴力抗法。“你和他打起来了，公安人员就会到场，有了笔录，你才有证据将来去诉讼维权，不然那些盐压根儿别想要回来。”王兰生说。

盐政执法乱象

王世兰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河南、山东等地民营盐业企业主的印证。
“过去这种情况一出现，盐政会让媒体来曝光，从舆论上把我们抹黑为私盐贩子，暗示我们把工业盐卖到了食盐市场，但现在没有了，他们也知道自己没理。”河南一位民营盐业公司负责人称。
甚至，这被民营盐业公司总结为一种应对路径：盐政来查扣工业盐，企业派人去抢，且故意引发一定的冲突，招来警察做笔录，然后再以笔录作为发起维权的证据。
据介绍，受挫的盐政执法人员似乎很快就调整了策略，他们不再全部查扣，而是选择与对方商议拿走一部分工业盐，同时在民营盐业企业将工业盐卖到食盐领域时给予方便贵州工业盐厂。
“这个事情确实也有，工业盐一吨出厂价四五百元，官价两千多元，如果搞到袋子，稍微加工分装一下，卖到食盐市场，那就是每吨起码五六千元！”中原某国营盐业公司中层称，他们曾多次查到“假盐”，其背后其实就是这样的路径。
而对于“假盐”一说，反对食盐专营的人士则指出，工业盐与食盐生产并无差别，其成分也都是氯化钠，因此官方所说的假盐，仅仅意味着其出处不是官方渠道而已。
但国盐系统的人则强调工业盐多含有氯化钠之外的有毒成分，其一旦流入食用领域，危险极大。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工业盐和食盐生产差别不大，且这种情况与是否国营或民营生产并无太大关系，主要在于源头上的质量检查和把关。
5月2日，李伏明告诉记者，就在两天前，又有两批工业盐被某中原大省强行扣下，虽然此前该省政法委早已对类似问题作出明确答复，但在基层，这种被查扣的状态似乎根本未变。李伏明还称，他有充分证据证明包括中盐、中国盐业协会在内的国盐系，曾多次阻拦国家有关文件的落实。
“工业盐政策允许了，他们都不放开，这是逼着大家呼吁把食盐也放开。因为只有那样，他们的利益格局就没了，工业盐才能真的放开。”民营盐业公司人士称贵州盐化。